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为田茂旺新书《清代民国时期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序文丨石硕 田茂旺教授曾是我指导的博士生，是一位谦虚厚道又不乏灵气，做事踏实认真的“实诚”之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清代民国时期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是他在其201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补充形成的一
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
——为田茂旺新书《清代民国时期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序文丨石硕
田茂旺教授曾是我指导的博士生，是一位谦虚厚道又不乏灵气，做事踏实认真的“实诚”之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清代民国时期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是他在其201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补充形成的一本专著。本书出版之前，他嘱我写个序。因为是其论文的指导老师，且我对汉藏茶马贸易也一些感想，便十分乐意地答应了。其实，为别人的书写序，很大程度是一个“无话找话说”的差事。因为要“无话找话说”，说的很多话乃是无关痛痒、可有可无的话。但因我在藏族历史与汉藏关系方面做过一些研究，在汉藏茶马贸易及由此形成的茶马古道方面确有一些想要说的话，于是，藉写这篇序的机会，随便谈谈我对汉藏茶马贸易及茶马古道的一些理解与认识。
2002年，受作家马丽华女士的邀请，我参加了由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联合组织发起的“茶马古道科学综合考察活动”。这是一次很盛大的活动，参加此次考察活动的有来自国内十余所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国内和香港主要新闻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香港《大公报》、香港《中国旅游》、《中国国家地理》等也随队参与了考察和采访报道。此次考察活动分川藏、滇藏两路进行，川藏两路在昌都汇合后又分别从南、北两路抵达拉萨。我选择的是从川藏线入藏的考察。从成都坐车，经过川茶输藏重镇雅安，再一路西行，经过泸定、康定、新都桥，再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到昌都，在昌都稍作修整后，又经类乌齐、巴青、丁青、索县到那曲，再经当雄至拉萨。沿途考察了许多与汉藏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相关的遗址、遗迹，参观了不少寺院、村寨，并与沿线各地的藏族群众有许多交流与访谈。这次长距离考察对我触动很大，使我一方面对历史上的汉藏茶马贸易、茶马古道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让我深切体会到，来自汉地的小小茶叶与藏区民众生活是多么息息相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多么不可或缺的位置。
茶叶、丝绸、瓷器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三大物品。从一定意义上说，三者皆是奢侈品。它们可以提高生活品味，却并非日常生活所必需。茶叶现已成为与咖啡、可可并列的具有兴奋、提神功能的世界三大饮品。围绕三者不仅形成世界性的产业链，而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发展出了与之相关联的不同文化。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像茶叶这样的小小饮品，历史上却在沟通和联系不同地区、不同生活方式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连接作用。其中，典型例子即是延续千余年的汉藏茶马贸易。
由陆羽《茶经》可证明，唐朝时中原地区饮茶之风已颇为兴盛。但让人想不到的是，饮茶习俗从中原地区传入藏地，却与佛教有密切联系。在唐代，中原地区佛教禅宗颇为盛行。僧人坐禅时为了避免打瞌睡，需借助某种提神醒脑之物。当时人们选择的提神醒脑之物，即是茶。唐时佛教是从中原和印度两个方向传入吐蕃的，从中原传入吐蕃的佛教以禅宗为主，于是，坐禅的辅助之物——茶叶也随之传入。所以，茶叶从中原地区传入吐蕃，乃以佛教为桥梁。在藏文史籍《汉藏史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向那一面两臂、一手执宝剑一手执经函、双腿结跏趺坐、身姿威严、遍布珍宝的遍识一切之王文殊菩萨的塑像顶礼！然后写下这关于诸佛菩萨全都喜爱、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妙欲受用的甘露即茶叶的种类区分的文字。”这段记载充分说明，茶叶当时已成为藏地僧人“全都饮用、妙欲受用的甘露”。唐人李肇的《国史补》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浥湖者’”。说明当时吐蕃赞普已拥有来自唐朝各地的名茶。常鲁公为唐德宗建中二年奉使入吐蕃议盟的唐朝监察御史常鲁，系真实历史人物，故此记载可视为真实史料。可以断定，在吐蕃后期特别是墀松德赞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在吐蕃取得统治地位以后，茶显然已成为吐蕃僧人和赞普及贵族大臣的喜爱之物。8世纪末成书的《四部医典》中也有对茶的记载，记述了茶治疗热病的药用功能。从以上事实，我们可大体明白，茶叶至少在唐时已传入吐蕃。但当时传入吐蕃的茶叶主要有三个用途：一是作为僧人禅修的提神醒脑之物；二是作为吐蕃赞普及贵族大臣的一种时尚与奢侈饮品；三是作为治疗热病的药物。
但到宋代，饮茶习俗在藏地逐渐兴起，开始从社会上层向民间普及，茶叶逐渐成为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物品。这一转变导致了藏地对内地茶叶需要量的骤增。此时，恰逢宋朝因与辽、金、西夏之间战事频繁，急需战马，于是宋朝与藏地之间遂开启了“以茶易马”的大规模贸易。宋朝神宗时在雅安一带设“茶马司”，专门管理内地与藏区之间的茶马贸易。这造成了后世乃多将茶叶输藏的相关贸易活动及道路笼统称为“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事实上，这并不十分准确。“以茶易马”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宋代，明代有一点，但已大为减弱。而元、清两代则均以茶叶输藏为主，已基本不存在“以茶易马”的情况。所以，人们今天所说的汉藏“茶马贸易”“茶马古道”，已具有象征意义，主要内涵和意义是指千百年来茶叶由内地输藏，也是指茶叶这一物品自宋代以来就成为历代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内地与藏区以及汉、藏民族之间的重要连接纽带。
有关汉藏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有两点特别需要强调：
其一，如果说饮茶在内地尚有很大程度的享受、时尚与奢侈意味，是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增光添彩之物，那么传入藏区的茶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实用之路——茶日渐成为藏人日常生活不可缺的必需品。原因是高原地区环境高寒，人们必须食用高热量食物如肉、酥油、青稞等才能维持体能。但高热量食物易生烦热，而茶恰好能消解体内之烦热。即所谓“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藏人的语说：“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宁可三日无盐，不可一日无茶”；“喝上一碗茶，可以翻三座大山”。这些均反映了茶为藏人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特别是酥油与茶结合而成的酥油茶成为藏人日常生活饮品后，茶更成为藏人日常生活的必需之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茶叶传入藏区后对于藏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似乎要远大于茶叶产地。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也超越一般的商品贸易，而是与“政治”和“安边”相关联。诚如古人所言：“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陈元龙：《格致镜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其二，延续千余年的茶叶输藏是汉藏民族交流、交往中蔚蔚大观的一个壮举。历史上输藏的茶主要源自今四川雅安和滇西地区。从两地通往藏区的路要翻越崇山峻岭、渡过大江大河，穿过青藏高原东部著名的横断山脉地区，沿途道路极为艰险难行。千百年来，汉、藏民族以及参与其中的其他各族人民是靠着人背马驮、牦牛驮运，络绎不绝地往来于川、滇、藏毗邻地带的高山深谷之中，把产自内地的茶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区各地。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前，靠着人背马驮、翻山越岭向藏地运送茶叶的景象持续了上千年，其中积淀着丰富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以及无数生动的民族间交往的故事，实为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同样值得后人景仰、珍视、挖掘与研究。据闻，国家文物局已考虑将延续达一千多年艰难卓绝的茶叶输藏壮举及所遗留下来的“茶马古道”作为世界“线性文化遗产”列入我国的申报名录。
毫无疑问，汉、藏之间延续千余年的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内涵十分丰富，意义重大，是汉、藏民族关系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2002年参加“茶马古道科学综合考察活动”回来以后，我翻阅了不少相关资料，曾撰写了两篇论文，一是《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发表于《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二是《昌都：茶马古道上的枢纽及其古代文化》，发表《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此后，我心中对汉藏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几年前，曾建议我指导的博士生——一位来自西藏大学的藏族老师去系统查阅一相有关汉藏茶马贸易、茶马古道的藏文史料，看能否就此撰写博士论文。尽管后来未遂愿，但只要有机会，我都积极致力推动对汉藏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的研究。
我很高兴，田茂旺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清代民国时期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这本书即将出版。做老师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看到学生的成长。这本书有两个突出之点，一是史料做得很扎实，下了功夫；二是从藏人视角作了一些挖掘。其次，汉藏茶叶贸易一直分“官营”和“商营”（即“民营”）两种，清代民国，官营逐渐衰落，“商营”兴起并开始渐居主导地位，这本书主要研究汉藏茶叶的商营贸易，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此书究竟如何，相信读者读后自会做出判断，不需要我在这里绕舌。总之，我始终期待汉藏茶马贸易、茶马古道的研究能不断拓宽思路与视野，在深度、广度和研究角度上不断拓展，让这一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领域的不断迈向一个新台阶。
是为序。
石硕
2020年6月3日于川大江安花园
来源：坤冰观茶→文章来源于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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