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与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广西梧州六堡茶从历史中再次浮出水面，走上复兴之路，此时不仅出现了关于“厂茶”与“农家茶”的分歧与论争，“农家茶”还一度面临困境，本文即就此现象进行探讨。一、“厂”“农”分化 对茶叶的饮用与培植起源于古代中国，迄今已有数千年历史。从最初的药用、食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与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广西梧州六堡茶从历史中再次浮出水面，走上复兴之路，此时不仅出现了关于“厂茶”与“农家茶”的分歧与论争，“农家茶”还一度面临困境，本文即就此现象进行探讨。
一、“厂”“农”分化
对茶叶的饮用与培植起源于古代中国，迄今已有数千年历史。从最初的药用、食用，茶慢慢发展为日常饮馔、居家必备之物，与“柴米油盐酱醋”并列。与此相应，位于岭南地区的广西也具有悠久的饮茶与植茶史，据历史记载来推测，广西约在秦汉之际即开始栽培茶树[1]，但对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六堡地区产茶的明确记载则见于清朝同治年间修订的《苍梧县志》，具体可考的“六堡茶”之名则最初见于民国时期的文献[2]如《广西通志稿》。
六堡茶在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清末民初。英国对马来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发展的橡胶业和锡矿业等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大量华人劳工前往南洋谋生，从1860年到1911年的50年间，仅马六甲一地的华侨人口即增长了3.6倍，从1万多人跃升至3.6万多人[3]，饮茶习惯亦被带到那里以应对当地的潮湿闷热环境，六堡茶被发现是缓解水土不服及暑热泄吐症状的良饮，需求随之激增，出口量不断增大，成为著名的外销茶。
在这一时期，六堡茶的产销以茶庄为主导，如在六堡一地，粤港茶商纷纷在合口街开设茶庄，兴盛时达二三十家之多。本地茶农完成茶的种采和初制，茶庄收购毛茶进行分拣、拼配、蒸压等初加工，然后经水路运至广州、香港等地，之后进行再一次的筛选、蒸压和包装后发往南洋销售。
六堡茶经西江水路连通粤港外销的兴盛局面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由于日军切断了西江航道的水路运输途径，六堡茶的产制运销被迫中断而陷入停滞。[4]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六堡茶才再次获得生机。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六堡茶成为统购统销商品，由中国茶业公司梧州支公司统一经营，设于六堡的各类私营茶庄被取缔，当地产出的毛茶由中茶公司委托供销社进行收购，而后集中运送到梧州加工场（现广西梧州茶厂的前身）进行加工精制。[5]至此，不仅六堡地区转为茶叶原料供应地，并且从生产方式到制作工艺等方面，六堡茶都开始与传统模式告别，走上工业化生产的道路。六堡本地人口中的“厂茶”，亦即工业化生产的六堡茶，其历史即可追溯于此。
建国后“厂茶”的诞生意味着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施行。在工业化生产之前，六堡茶的制作通常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鲜叶采摘和初制，基本由农户完成，主要环节包括“鲜叶—杀青—初揉—堆闷（或称‘沤堆’，即较短时间内的堆积发酵方式——笔者注）—复揉—干燥”[6]，其产品通常称为“毛茶”。
其二，茶庄收购当地农户的初制散茶后，除进行筛拣、拼配外，为避免茶叶压碎并提高运载量、降低运输成本，继而采用蒸压踩篓的方法，即将炊蒸之后的茶叶堆叠在大口径竹篓中压实再进行水路运输[7]，而在其后的长途运输及仓储过程中茶叶会发生进一步的自然发酵及陈化现象。传统工艺制作的六堡茶的后期发酵和陈化可持续数年或数十年。从农户的初制茶、茶商的初级加工茶到其后经长途运输及仓储过程形成的后期发酵茶，由于其手工制作特质，构成了六堡茶的不同层次而难以具备统一口感。
50年代梧州茶厂成立后担负着出口创汇的重任，开始进行工业化生产需要的设备改进[8]，在技术上，除了对传统的双蒸双压工艺进行改进外，还研发了“冷发酵”渥堆工艺（即冷水渥堆发酵），该工艺大大加快了茶叶转化速度，经不断试验与改进，到1958年前基本定型投入市场用于出口，在海外受到好评[9]，标志着六堡茶现代工艺的诞生，作为主流工艺沿用至今，亦造就了后来在六堡茶市场上被普遍认可的“红浓陈醇”的感官品质。
然而，随着香港及东南亚茶叶市场的变化、马来西亚华人锡矿的衰落，伴随着国内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等，六堡茶的生产从五六十年代的短暂生机里再次衰落。进入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市场经济介入，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原集体茶场陆续停产[10]，茶树被砍，茶园荒弃。从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茶厂逐步发展出改制工艺[11]并沿用至今，对六堡地区茶叶原料的依赖性不断降低，六堡茶在原料和工艺上都发生重要改变。
六堡茶的工业化生产还意味着产销模式的转变。此前从茶农到茶商、从茶农初制到茶商再加工的基于乡土语境的手工作坊模式已发生转型，伴随着原料的变化、工艺的变革、运输及储存条件的改变以及市场的变化等，都为其后“农家茶”的出现以及“厂茶”—“农家茶”的分化埋下伏笔。
进入21世纪，随着云南普洱茶的兴起，在市场经济以及广西地方政策的推动作用下，六堡茶再次走向复兴[12]；此次复兴改变了六堡茶之前主要为外销茶的局面，打开了国内市场。这一时期，一批民营小厂陆续出现，六堡茶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在快速提升。随着2011年梧州六堡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包括生产加工技术在内的一系列地方及国家标准陆续出台，六堡茶的定义、原料、工艺、生产标准等被规范和确立下来，工业化生产标准体系框架逐步形成，六堡茶的生产真正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轨道。
然而，在产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和趋势之下，还有一类非工业化生产、非现代工艺制作的茶产品也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来，此即六堡“农家茶”。
其实无论是“厂茶”还是“农家茶”，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叫法。六堡农家茶指的是当地农户或小作坊以传统“土法”工艺用本地鲜叶原料制作出的茶，当中包括两个要素，第一是生产主体和背景，第二是工艺及原料。从第一点来讲，农家茶的生产者大多为六堡及周边地区的乡土人士，例如祖祖辈辈有做茶传统的普通农民、从城市返乡创业的本土青年或率先嗅到市场商机脱颖而出的“乡土精英”，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立足于本乡本土，与乡村和土地具有天然的纽带连结。而其生产较多以家庭为单位，具有小作坊的特点，规模较小，产量较低，质量参差不齐。
从第二点来讲，农家茶采用的是本地生产的原种（群体种）鲜叶以及传统闷堆/沤堆发酵工艺，即不经“渥堆发酵”的工艺。[13]用传统工艺制作出的六堡茶发酵程度较低，具有较大活性及后期发酵空间，能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推移以及不同空间中发生程度各异的转化，饮用感受因而丰富多样；现代工艺的“渥堆发酵”方法则大大加快了茶叶发酵转化速度，能在较短时间内即获得相对稳定的品质，符合现代社会对“效率”和“标准”的需求。
而在原料上，厂制六堡茶的选择范围更广，已基本脱离对六堡地区茶叶原料的依赖。如前所述，这一方面由于当地原料供应不足，农户的小面积种植无法满足大厂的原料需求[14]；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工艺的不断演进，茶叶转化条件已发生改变，此时尽管用六堡原种毛茶做厂茶可能口感更醇厚，用其他来源制作出的厂茶与之相比在整体上口感差异却并不特别大。从经济效益而言，厂茶对当地原料的需求也就极大降低。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六堡农家茶的出现其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原先“茶农-茶商”的经济形态转为国家统购统销，市场上存在的基本是厂制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施行、政策的推动以及国内市场需求的不断上升，六堡乡土社会的经济潜力及贸易需求被释放出来，人们开始抓住机会，利用自身传承的制茶技艺或身处六堡茶原产地的地理优势来谋求发展。当他们将自己的六堡茶产品推入市场时，农家茶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农家茶的说法是相对于厂茶而言的，产生于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之处。
可以看到，不论是生产主体、背景还是工艺及原料，农家茶和厂茶都具有相当大的甚至针锋相对的区别。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原先较为单一的以茶商/茶庄为核心的“茶农-茶商”经济形态逐步分化演变为现今的以厂茶为主导、“厂”-“农”两种路径并存的形态，也就是说，形成了“厂”“农”分野的局面。
二、对“农家茶”人现状的调查
就笔者在六堡地区调查所见，面对现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现今的农家茶人在传统与现代间不断进行调适，亦不断发生改变，由此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样态。下文将从模式与产量上将农家茶人及其茶事大致分为三类来进行阐述，即“小农型”、“作坊型”和“茶企型”。
“小农型”可被视为传统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的延续，广西梧州六堡镇合口村的李氏夫妇为其中较典型的例子。李氏夫妇年约七十，子女均已离乡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夫妻俩有地10亩左右，分散于山地当中，远处的已无力打理，仅在房前屋后的小块地里（1-2亩）种些茶树，茶叶采摘后即以祖辈相传的农家手艺手工制茶，做成后部分供自家饮用，其余的则待售或贮存起来日后再卖。
除了做茶，老夫妇还种稻、养鸡、养蜂、酿酒等等，一般的日常生活物质基本自给自足。正如其他茶农妇女一样，李家妈妈长年承担种茶、制茶、卖茶的角色，由于茶叶在当地家庭收入中占比较大，因而李妈妈在家中具有较重要的话语权和相应的地位。随着老人年岁增加，现每年产茶100多斤（往常好的年份可达200-300斤）。由于茶地分散，种植面积小，又基本依赖于人工，普通茶农的茶叶产量通常不太高，每亩50-90斤左右。另一类“小农型”也较为普遍，在采茶季节每天将鲜叶卖给收购商，自身并不制茶出售。
从茶产品的角度来看，李氏夫妇生产的此类农家茶保持了传统的或者说“原汁原味”的乡土味道。六堡地区山多田少，历史上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木材和茶叶等；茶叶除了是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同时也是当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乃至一种传续下来的生活方式。
对于六堡人来讲，六堡茶不仅是日常饮品，由于其消暑去瘴、调理肠胃的功能，当地又有以茶入药的习惯。孩子自小就开始喝茶，通常的头疼脑热腹痛，首先会被灌下几口茶；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对于父母的种茶、制茶、卖茶皆耳濡目染。代代延续，茶叶成为当地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在当地人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包括社交、仪式等）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小小一片茶叶不仅交织反映着当地的社会关联结构，亦凝聚着与当地乡土相关的诸多情感，成为具有乡土凝聚力和乡土认同感的承载物。
例如，李家儿子W自小在外读书，毕业后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后参与同乡朋友的茶企专门经营六堡农家茶。该茶企引进一些现代观念，如为农家茶制定一整套理念及生产模式，包括考察茶农的生产状态从而确定收购对象，为保证农户生活质量以及茶叶质量制定一个较高的收购价，以及对健康环保观念的重视如要求农户种植茶树必须施以有机肥等。
虽然产品品质较好，销售上却不太成功，当中包含多种原因，如产品成本高、市场面窄、销售渠道比较单一等，在普遍追求“质优价廉”的茶叶市场上难免步履蹒跚，但这一整套经营理念所包含的对本乡本土茶的强烈情感却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即便W自己也并未继承母亲的炒茶技艺，因成年后即工作成家在外，也不再有时间下地帮母亲种茶；六堡茶，已成为他及其同乡的一种情感寄托，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一种情怀”。
第二种样态可称为“作坊型”。这种样态基本建立在家庭作坊的生产规模之上并积极进入市场，具有较明确的商业目的。以H氏父子为例。H氏一家也是六堡本地人，自有茶园约100亩，基本采用传统工艺制茶，由于产量较大，部分工序采用机器（如杀青机、揉捻机等）来代替手工。除了生产之外，父子俩（主要是儿子）也兼任经营与销售角色，目前他们生产的自有品牌的六堡茶已销往国内大部分省区。由于销售网络不断扩展，销售量不断增加，他们除了销售自家茶园生产及自制的农家茶外，还收购附近其他农户所产鲜叶进行加工，或代售较为有名的品牌厂茶。
与我们调查的其他家庭作坊相比，H氏父子经营的家庭作坊从生产、管理到经营、销售都显得较为成熟，处于向成熟私企转变的过程中，而推进这一过程的主要是其中的儿子H。如同村里大多数80后青年，H先是出外读书，毕业后即在外工作若干年，不同的是，2010年他返回家乡与父亲一同创业，十年间，从茶园到作坊，从茶叶种植到制茶的各工艺环节，他慢慢从陌生到熟悉。与其他类似家庭作坊人员相比，H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H曾在广东从事酒店管理工作，对于企业经营有较为清晰的感受和认知，能够把之前积累的管理经验运用到现今茶叶的运作上来。
其二，作为家中第四代茶人，H对于传统工艺的传承有明确的责任感，同时又不恪守于传统，对传统工艺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抱着较为包容的态度。其三，对于销售渠道有多元化认知和接受。由于H的学习和吸收的能力较强，视野较广，能考虑到多渠道发展方向，同时也会认真制订计划及落实，因而他家除在梧州开设实体店（茶庄）外，还积极拓展多种销售渠道，如积极参加全国性的茶展，与外省茶人建立广泛联系，积极拓展网络销售渠道等等。
H氏父子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整个大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共同经营茶叶，实际上已形成一个小型的家庭式企业。从产品角度上看，他们具有较清晰的消费者意识和销售渠道意识，能自觉运用现代商业逻辑和营销手段对产品进行分类规划和包装。尽管规模还比较有限，其经营方式已打上了现代商业的深深烙印，可以说他们已然融入了现代市场经济，处于从家庭作坊向较为成熟的私人茶企转变的过程中。
“小农型”茶人（即茶农）通常只是整个产业链中的一环，“作坊型”茶人则往往不甘于只作为原料供应者或仅仅制造初级产品，而试图进入产业链的更多环节。他们通常拥有自己的茶园，采摘茶叶后自己进行制作、加工、包装，最后自己寻找消费者进行销售，也就是说他们完成了种、采、制、销的全部环节（部分环节则雇佣工人进行，如茶园的采摘、除草、修剪等）。
得益于市场经济平台以及交通、资讯和现代网络科技的发达，他们也开始有能力这么做，例如货品销售不再依赖于大的经销商，在一定程度上也得以摆脱传统茶农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坊型”的农家茶人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受益者。不过，H氏父子是“作坊型”农家茶中较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其他作坊（包括合作社等）要么缺乏管理与销售经验，要么拘泥于传统导致产品单一，要么在销售渠道上较为狭窄，甚或迎合市场急于改变传统工艺等等，由于内外部各种原因，发展不尽如人意。
第三种样态则可称为“茶企型”，具有现代私人企业的产业角色和产业规模。与上述“作坊型”的“种制兼顾”相比，“茶企型”茶人更多向茶商角色倾斜：他们不一定自有茶园，通常收购本地或外地原料进行再加工或包装；他们的产品种类也更加丰富，通常兼售农家茶和厂茶而农家茶占比往往越来越小，有的还兼售白茶、普洱等。
尽管在资金与规模上，他们难与大茶厂相比肩，但在农家茶从业者中却最具经济实力、最具行业发言权，从而也更有能力在“由粗到精”上做文章。例如C氏经营的农家茶茶企，一方面，其自有品牌系列显得较为丰富，不仅有包括生茶熟茶白茶在内的散茶、茶饼、袋泡茶等多种产品类型，还推出了若干子品牌系列，对电子商务的营销手段亦较为熟练；另一方面，C氏能从多渠道积极宣传六堡茶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同时也为自身品牌做软广告。
总体来说，现今农家茶人的产业及角色功能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方面，他们不仅包括传统的原料供应者，还包括试图进入更多产业链环节的经营销售者，其角色更加多重丰富，除上面提及的三种类型之外，有的还专攻某一环节，如专门收购本地茶农鲜叶进行初加工然后批发销售的小型加工厂。另一方面，当年茶庄的经营者大多是外来的广东商人，现今的农家茶人则多为本地人士，他们与本地乡土间的紧密关系和天然纽带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例如H氏父子，在追求市场经济效益与谋求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他们对建设家乡的抱负令人印象深刻。
因而，现今农家茶人可以说既是农民又是商人，既是乡土传统的延续者又是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尽管在不同人身上这两方面的比重有所不同。面对市场经济，农家茶人在调适与突围中发展出了不同的样态，但都面临着问题和困难。
李氏夫妇的做茶状态乃至生活状态所保持的“乡土味道”似乎满足了现代社会理想中的乡土情怀，但连他们的子女也都已离开家乡，并未选择延续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乡村建设不足以吸引年轻人的回流，这种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小农样态可能难以存续太久。
“作坊型”更像是介于“小农型”和“茶企型”之间。如H氏父子这样的家庭作坊参与了从茶叶种植到销售的全部环节，其间包含着父子两代间较为完整的继替关系，较好地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令其成为农家茶人中颇具发展潜力的一个类型。然而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在多个环节中进行取舍并获得平衡也许是该类型茶人面临的问题。
“茶企型”则面临“天花板”的困境：即便其初衷是经营传统农家茶，企业越发展则越向厂茶乃至其他茶类倾斜，农家茶占比则越来越小以至于几近点缀。造成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由于在现今的六堡茶市场上厂茶占绝对优势，而外界消费者对六堡茶的认知则较为有限，农家茶人需努力开拓自身市场，例如W参与经营的那家茶企，虽然经营者在理念上追求打造优质农家茶，但由于农家茶市场不够成熟，同时企业缺乏相应精准的市场定位和营销手段，难免导致困顿情形不断出现。由此不难理解，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大多数农家茶茶企在发展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向厂茶倾斜。
而无论是“作坊型”或“茶企型”都共同面临诸多问题。虽然有的农家茶品质较好，现今的农家茶市场在整体上则缺乏有效的行业监管，基本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有的经营者盲目追求短期效益，假冒、做旧、虚报年份等手段在农家茶市场上并不乏见[15]，若不得到及时监管与纠正，作为传统工艺承续者的六堡农家茶的“传统”品质将遭到极大损害。
对于六堡农家茶，如果不顾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传统与传承因素，就难以认清它的内在价值与内在生命力；但仅仅谈文化、谈传统却远远不够。作为古老的经济作物，其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它的健康发展必须找到合适的市场生存空间。那么，在市场经济的平台上，该如何理解农家茶的“传统”品质——如何理解其内在价值和内在生命力？实际上，不仅是六堡农家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涉及到的多种传统工艺制品，这些问题都已构成严峻的考验。
三、“农家茶”的困境
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厂制六堡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展现了国家茶业的现代化发展路向，而农家茶则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基本延续了六堡茶作为“乡野俗饮”的乡土传统与文化传统。因此二者的分野除了在生产主体与背景、原料与制作工艺这些要素上有所体现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差异。
首先，相对于现代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在传统的乡土语境下，六堡茶呈现的是标准模糊的状态。新中国之前，从茶叶的种植、采摘到初制部分的杀青、揉捻、堆闷等环节，茶农大多依靠自身经验或茶商的要求来进行，各个茶商对毛茶的再加工亦依靠制茶师傅的个体经验来进行，从品相到口感都难以做到标准化。原先经水路长途运输的方式当中又包含许多不可控因素如温度湿度的变化，使得茶叶的后期发酵程度各有不同，在品质上多参差不齐难以具备稳定性。因而在整体上，对于传统工艺制作出的六堡茶产品的评价标准并不统一。
其次，乡土语境下的六堡茶呈现出多样与多元的状态，其涵盖范围要比现代标准规定的宽泛许多。对于六堡本地人来说，除了以茶树嫩芽制成的“卖相”好的“茶谷”外，还有次之的“中茶”（“二白茶”）以及用霜降前后的粗老梗叶制成的“老茶婆”，近些年又有了颇具特色的“虫屎茶”以及干茶花、茶果等附属产品，它们全都在“六堡茶”这个名称的涵盖之下。这当中涉及定义的形成，也就是说，“六堡茶”之名并非自发于本土，而是在地方茶叶向外进行商业流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16]对于本地人来讲，外界所谓“六堡茶”之名所指涉的对象本就相对宽泛，但是在现代市场标准化体系下，则需要对作为商品的“六堡茶”进行清晰明确的定义。标准化定义从外部横加而来，有可能忽视诸多历史文化因素从而造成困扰。
标准化定义的困扰也体现在口感上。一方面，相较于厂茶经工业标准化制作后形成的以“红浓陈醇”为代表的相对统一而明确的要求，农家茶则涵盖范围相对宽泛，包含多个品类、多种层次，口感也相对个性化。另一方面，由于茶厂与市场的沟通渠道较为直接，也具备相应实力来开发较为丰富的产品类型乃至口感类型以满足现代消费者愈来愈多样的需求，与之相比，农家茶即便有多个品类，在产品形态上仍显得较为单一。
总体而言，虽然现今的六堡茶存在着“厂”—“农”的路径分野，其内部并不均衡。厂茶在市场上据有较大的竞争优势，虽然大小企业所产厂茶的质量也可能良莠不齐，但以大厂为代表所生产的厂茶品质相对稳定，具有产量高、规模大、效率高等生产特征，在国家政策和政府资源扶持、信息渠道、宣传销售等环节上优势显著，而产量低、规模小、效率低、资金薄弱的农家茶则处于相对劣势和被动的位置。在整个产业加快现代化转型、谋求做大做强的背景下，标准化、工业化生产的厂茶更契合于这一趋势和要求，生产标准体系的制订势必围绕着厂茶/茶厂来进行。由此不难理解，随着工业化生产标准的陆续出台，农家茶会面临失去六堡茶身份的危机。
2011年3月六堡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17]，按照随之制定的“地理标志产品”广西地方标准（2014）[18]及之后发布的六堡茶国家标准（2016）[19]的规定，那些只经过“闷堆/沤堆”而未经“渥堆发酵”的农家茶只能算作毛茶而不能叫做六堡茶，其他类型如“老茶婆”等由此更不能叫做六堡茶，这样一来，几乎等于堵塞了农家茶以六堡茶身份进入市场的渠道，自然引起诸多具有乡农背景的六堡茶从业者的反对：“我们祖辈从明朝时候就种六堡茶，做六堡茶，现在这些都不能叫六堡茶了，这对我们的打击有多大！”[20]
然而，另一个矛盾局面亦与此相随。虽然按照国家或地方标准的规定，传统工艺所制茶只能算作“毛茶”，六堡茶传统制作技艺却于2008年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于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项目名称为“黑茶制作技艺（六堡茶制作技艺）”，也就是说农家茶符合“非遗”体系对六堡茶的定义。这么一来，在“地理标志产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体系中，农家茶是否算是六堡茶的身份问题出现了两个相反的答案。
其实，上述境况正折射出了传统产业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矛盾与困境，六堡茶的“厂”“农”分化也正是这种矛盾困境的表征。也许由于民间反对的声音不断加大，2018年末广西地方政府从传统工艺制作角度重新确立了农家茶的六堡茶身份[21]。由此，现今的农家茶人把农家茶称为“传统工艺六堡茶”，把厂茶称为“现代工艺六堡茶”，以示区别。农家茶的身份危机可算告一段落。
但是，之前潜伏在身份问题下的其他重要问题却逐渐显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现代标准化生产方式占绝对优势的大背景下，六堡农家茶该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恰当的生存空间？如何在传承与发展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四、困境“农家茶”对乡土性的坚守与重构
对于六堡“农家茶”的内在价值、内在生命力以及它与传统相衔接的部分，我们可以将之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探查。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中所言，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那些曾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22]可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其所属的社区或群体提供认同感与持续感，或者说归属感与历史感，从而为经历着剧烈社会转型的当地人构筑起一个与“地方”及“传统”相关的感知框架，因而对之进行界定和强调，不仅能够为当地人的身份归属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同时也能够激发人们去珍视在“地方”与“传统”中包含的社会关联结构与情感价值。
从这个角度而言，农家茶的内在价值和生命力与“非遗”的话语体系恰相平行。如前所述，作为与厂制茶相对的概念，农家茶诞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平台之上：虽然六堡地区有着悠久的茶业史，却一直要到进入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阶段，农家茶的具体概念才得以充分构建；亦要等“现代工艺”出现后，才会有对“传统工艺”的充分界定。在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农家茶乃至整个“非遗”概念体系实际上都处于“传统”与“现代”交接之处，而在“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的区别性界定里正暗暗包含着“传统”所面临的“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
对于拥有数千年农耕历史的中国，在对“传统”——乃至对小小一片茶叶——进行界定时，都无法离开对人与“乡”、“土”之间关系及其社会结构的阐释；中国的“传统”根基中具有“乡土性”。正因如此，当现代化转型令传统乡土社会结构面临瓦解的威胁时，也不断引发着人们强烈的“失根感”。
正是在激烈的转型变动中，与“乡土”紧密关联的农家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构成一种与“地方”、“传统”相关的感知框架和连接性桥梁，使面临瓦解威胁的传统乡土社会关系及其情感重新获得凝聚点。因此，“非遗”概念及其体系，包括“农家茶”在内，作为现代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致力于给正在步入现代社会的人们重新提供认同感与归宿感，亦即为现代社会的人们重新塑造一个传统之“根”，一个“故乡”；这个“故乡”仍丰富而具有活力，足以展示人类的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创造力。
由此可以看到，“乡土”中包含了人们珍视、保护和传承的文化传统，是农家茶在传承与发展之间进行调适、拓展自身生存空间、参与市场竞争时最可倚赖的大树和最重要的参照系。
对于六堡农家茶而言，不管是生产主体、原料工艺，还是其所依托的地理文化环境，都深深扎根于乡土之中，扎根于人们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之中，与乡土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因此在其商品属性之外，农家茶还承载了种种以“乡土”为核心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味，包括自我认同、乡土情感、历史记忆乃至生活方式等等，这构成了农家茶的内在生命力，令其可以超乎商品属性而绵延存续。
从这个意义上看，农家茶人对自身“六堡茶”身份的捍卫就不仅仅关乎经济利益，他们对“六堡茶”这个名字的执着、珍视和捍卫，还包含着对自身身份、对历史传承、对乡土情感、对家族故乡的一种追忆、确认和巩固。与之相应，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平台上，如何在经济利益和文化传承的使命之间获得平衡，也是农家茶人正在面对的考验。
六堡农家茶的市场竞争力首先在于原料与工艺。用本地鲜叶原料及传统工艺制作是农家茶区别于其他茶的基本特征，对“绿色健康”的原料和传统工艺的坚持应成为六堡农家茶产品的基本底色。相比于较为标准化的厂茶，农家茶在整体上更具多样性，这成为农家茶打造个性化品牌、发扬产品独特性的潜力所在，同时也为农家茶人提供了塑造农家茶高端品牌的契机。
与原料和传统工艺相关联，农家茶的宣传与销售渠道亦应从整体发展的思路出发，结合现代社会的多种网络平台和媒体渠道来进行，一方面以改变现有的六堡茶评价体系向厂茶倾斜的偏颇局面，使之更加丰富完善；另一方面则用以增强农家茶人的内部凝聚力，向外进行整体展示。
对于“外人”而言，农家茶亦承载着城市人或现代人对于乡土的记忆、情感以及想象，换句话说，投射了现代人的乡愁。随着都市文明的不断扩张、传统乡土社会的日渐凋敝，现代都市人则日益珍视人与自然、土地的直接性关联，珍视通过双手劳动生产出来而非机器批量制造的产品，珍视其间包含的文化传承、乡土情感以及归属感受，认为它们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土地不断发生互动的结晶。对于在现代化转型中“流离失所”的人们而言，要坚持并传承下去的也许正是那个共同的乡土故乡。
脚注：
[1]广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农业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6页。
[2]对“六堡茶”之名以及相关民国文献的梳理参看邵凡晶：《百年沉浮——六堡茶兴衰史初探》，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5卷第2期。当时生产后来名为“六堡茶”的除六堡外，还有附近其他地方如狮寨、贺县、马江等。参见彭庆中：《茶船古道：命名、内涵与线路的考辩》，《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12卷第4期。
[3]郭威白：《马来亚中国人在发展当地经济中的作用》，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第61页。
[4]参见刘文庆：《广西茶业今昔观》，《广西农业通讯》1946年第9期。转引自彭庆中：《茶船古道：命名、内涵与线路的考辩》，《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12卷第4期，第30页。
[5]对于该段历史包括中茶公司及梧州茶厂的组织系统及名称演变过程参见何志强：《广西梧州茶厂初期回眸》，《中国茶叶加工》2009年第4期。
[6]此处对六堡茶传统制作方法的陈述摘自广西卫生健康委员会：《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5/057-2018六堡茶（传统工艺）》，2018年12月30日发布。就笔者在六堡茶农家中进行田野调查时所看到的初制过程与这个描述基本一致，但参看民国时期以及建国初期文献记载会发现，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农户对茶叶的初制工艺并无统一标准，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7]参见彭庆中：《六堡茶传统工艺演变略考》，《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27-28页。
[8]参见何志强：《广西梧州茶厂初期回眸》，《中国茶叶加工》2009年第4期，第45页；姚静健：《六堡茶工厂化生产的起源及其演变》，《茶叶》2013年第1期，第44页。
[9]对于梧州茶厂于20世纪50年代研发冷发酵（即“冷水渥堆”）工艺的说明见于《茶叶精制工艺及机械》（商业部茶叶局编，轻工业出版社，1959年版）中的《梧州茶厂六堡茶改用冷发酵的经验》一文。转引自彭庆中：《中国六堡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441-443页。
[10]苍梧县六堡镇政协委员会编：《六堡志》，第105页。转引自邵凡晶：《百年沉浮——六堡茶兴衰史初探》，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5卷第2期，第100页。
[11]姚静健：《六堡茶工厂化生产的起源及其演变》，《茶叶》2013年第1期，第44页。
[12]按现今流行的茶叶分类标准，六堡茶和普洱茶都属于“黑茶”，云南普洱茶的兴起带动了广西六堡茶的复兴。2006年，梧州市检验检疫局等单位向国家质检总局递交了关于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申请（2011年获得批准）。2009年，梧州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六堡茶产业化的决定》，将六堡茶产业定为梧州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政策的扶持下，梧州六堡茶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13]对比《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5/057-2018六堡茶（传统工艺）》与国家标准GB/T32719.4-2016《黑茶第4部分：六堡茶》即可发现，是否进行“渥堆发酵”是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以及农家茶和厂茶的关键性区别。见广西卫生健康委员会：《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5/057-2018六堡茶（传统工艺）》，2018年12月30日发布；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GB/T32719.4-2016《黑茶第4部分：六堡茶》，2016年6月14日发布。
[14]六堡地区茶叶的种植规模一直要到进入21世纪之后才慢慢有所恢复，在那之前，尤其是80年代之后，当地茶园已逐渐丢荒或改种其他作物。近年来在种植规模和面积上则有极大扩展。
[15]这个问题实际上也见诸其他茶类，可以说在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普遍存在的。
[16]因而有明确记载的“六堡茶”之名不会太早出现，如前文所述现可查到的为民国时期文献。
[17]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批准对昌平草莓、富岗苹果、店子长红枣、从化荔枝蜜、六堡茶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2011年第33号公告。
[18]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DB45/T1114-2014《地理标志产品六堡茶》，2014年12月1日发布。
[19]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GB/T32719.4-2016《黑茶第4部分：六堡茶》，2016年6月14日发布。
[20]宾阳等：《农家“六堡茶”陷入生存悖论》，中国文化报，2014年3月24日。这句话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农家茶”从业者的看法。
[21]广西卫生健康委员会：《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5/057-2018六堡茶（传统工艺）》，2018年12月30日发布。
[22]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2540_chi
参考文献：
[1]广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农业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邵凡晶：《百年沉浮——六堡茶兴衰史初探》，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5卷第2期。[3]彭庆中：《中国六堡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4]彭庆中：《茶船古道：命名、内涵与线路的考辩》，《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12卷第4期。[5]彭庆中：《六堡茶传统工艺演变略考》，《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6]郭威白：《马来亚中国人在发展当地经济中的作用》，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7]何志强：《广西梧州茶厂初期回眸》，《中国茶叶加工》2009年第4期。[8]姚静健：《六堡茶工厂化生产的起源及其演变》，《茶叶》2013年第1期。[9]宾阳等：《农家“六堡茶”陷入生存悖论》，中国文化报，2014年3月24日。[10]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批准对昌平草莓、富岗苹果、店子长红枣、从化荔枝蜜、六堡茶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2011年第33号公告。[11]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DB45/T1114-2014《地理标志产品六堡茶》，2014年12月1日发布。[12]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GB/T32719.4-2016《黑茶第4部分：六堡茶》，2016年6月14日发布。[13]广西卫生健康委员会：《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5/057-2018六堡茶（传统工艺）》，2018年12月30日发布。
【文献引用格式】刘华,连涛.乡土背景下的六堡“农家茶”[J].百色学院学报,2021,34(03):101-108.
作者简介
刘华，女，广西南宁人，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连涛，男，山西长治人，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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