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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 川 茶 纪

茶叶新闻

   又是一年谷雨采茶时。与往年一样,年近 80 岁的王泽培老人一早就来到茶园,加入繁忙的采茶队伍。虽然年事已高,地里的活儿早已交给儿女打理,可唯独每年采摘新茶,老人从不曾间断过。  在水磨镇,种茶历史久远,制茶手艺代代相传。老人道不清是从何时、怎么学会制茶的。总之,在祖上几辈人的影响下,从小便耳

汶 川 茶 纪

 

  又是一年谷雨采茶时。与往年一样,年近 80 岁的王泽培老人一早就来到茶园,加入繁忙的采茶队伍。虽然年事已高,地里的活儿早已交给儿女打理,可唯独每年采摘新茶,老人从不曾间断过。

  在水磨镇,种茶历史久远,制茶手艺代代相传。老人道不清是从何时、怎么学会制茶的。总之,在祖上几辈人的影响下,从小便耳濡目染,一切水到渠成。如今回忆起曾祖父种茶、采茶、炒茶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同王泽培一样,村里老一辈人至今仍保留着自己做茶喝的习惯。

  

  茶马古道 “茶马互市”漫长历史

  汶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阿坝州东南部,属藏、羌、回、汉多民族融合地带,是中国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汶川南部属于山地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其间山峦起伏,溪流纵横,终年雨雾缭绕,降水充沛,是孕育茶树的理想之境。 据不完全统计,在汶川南部的水磨、漩口、映秀、银杏等产茶区尚存的古茶树多达1139株。

  “ 这棵茶树是经过专家鉴定的,生长了700多年。”水磨镇大岩洞村村民王东向笔者介绍说,自己家门前的那棵茶树,是汶川县境内目前发现的现存最老的一颗茶树。

  “我小的时候听老人讲,商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叫做老人村了。汶川县境内发现的老茶树大多数都在千年以内,而且都有人工种植的痕迹。”汶川县水磨镇退休干部姚向东老人是地地道道的水磨人,退休后对茶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为要探究汶川茶的历史,始终绕不开“老人村”的由来。近千年的古茶树,尚且经人调养过。这片土地孕育出的野生古茶树, 与我们的第一次邂逅,究竟可以上溯到多少年?

  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华传统文化学院院长王川讲诉着关于茶叶的历史: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而成都、汶川、雅安到云南一带,则被公认为全世界茶叶最早的发祥地。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记载:“自秦人取蜀之后,始有茗饮之事”。意味着,秦人在取蜀之后,汶川茶才有可能走出蜀地,向外流通。据《资治通鉴》记载,到了公元十世纪初,蜀王王建在四川的维州(今汶川)等地开辟了四个茶马互市、茶马贸易点,实行榷茶法,政府对茶叶实施统购统销,禁止民间贸易。汶川茶叶从这时开始,进入出省的循环。渐渐地,茶叶成为西北少数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也成为此后历朝统治者稳固边疆,团结少数民族的“政治之茶”。一场从蜀地往西北的茶叶大迁徙,在华夏版图上延续了上千年。这些从蜀地各处汇集而来的远行者,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边茶。汶川茶,也自“桃花源”出走,开启了一场“入世” 之途。

  唐朝开始,与蜀地相连的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尚茶成风,而中原却因战乱需要大量战马,于是各取所需的“茶马互市”兴起。随着茶马互市、茶马贸易的发展,汶川的茶叶开始进入全国的商业循环。

  黑茶在一千多年前是一种不需发酵的绿茶。当时,运到川西北高原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主要靠人背马驮,加上路途遥远,往返一趟要几个月的时间。那时没有遮阳避雨的工具,下雨茶叶被淋湿了,太阳出来了又将其晒干,就这样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如此反复,茶叶当中的微生物就产生了发酵,而这种颜色和味道深受牧民们欢迎,汶川漩口(漩映片区)的制茶人根据民间的这种喜好,用发酵的方式就生产出了新的品种——黑茶。

  黑茶成品外观呈黑色,为了便于长途背运,一般压制成紧压茶。其汤色成红褐色,较之其他茶类,耐冲泡,味道更浓郁。黑茶保存时间长,且越陈越香。变了色,改了味的四川边茶,被人戏谑为“在马背上诞生”的黑茶,风靡西北部少数民族,如果说在之前的茶史中,汶川茶都是掩映在“川茶”、“边茶”的光辉里,虽有光却不够夺目的话,那么这一次黑茶的崛起,无疑让汶川茶闪耀了起来。

  漩映片区的气候环境适宜于茶树的生长,汶川茶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茶马古道的因素赋予了汶川漩口茶(更多)属性。它之所以能够在庞大的川茶和边茶的系统当中挣得如此响亮的名牌,靠的就是汶川漩口茶的制作工艺。选用更为粗老的原料,经过精细的加工程序,达到 8 次发酵,32 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决定了黑茶的品质走向。

  自明朝从四川边茶中衍生出的汶川黑茶,在经历了短短一个朝代的发展,不仅成为西北少数民族竞相购买的茶品,并且北上成为了朝廷御前饮品。进入清朝,汶川映秀、水磨等地的黑茶曾被选为贡品。

  “西路边茶”

  汶川茶叶的辉煌岁月

  据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华传统文化学院院长王川介绍,在雍正八年,清政府颁发了川茶征税辄,规定四川通往民族地区的茶叶仍然实行茶引制度,也就是官方统一征收,然后再以茶引发给商人,商人据茶引买茶前往民族地区贸易,于是从成都往北、往南通往民族地区的干道上,就出现了很多茶业经营、收购和储存的地点,在四川往往就把它称为“茶店子”,这也是成都附近到雅安、汶川等地很多小地名都叫“茶店子”的原因,实际上它是历史上此地是官方茶叶征收以及经营的一个政府机构的名字的缩影。

  茶香不怕林深路远。“西路边茶”产地甚多,品质各异,价格不一。而此时汶川黑茶的制作工艺已精进纯熟,成为“西路边茶”中质优价高的品类,也是灌松茶马古道上最为抢手的商品之一。

  运输“西路边茶”主要是从灌县到松潘被称为灌松大道。灌松大道曾经有“三脑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上松潘”的说法,这条道路险峻,运输周期长。到乾隆平定金川过后,又从汶川的水磨、三江拓宽了这条道路,一直到懋功(今小金县),从而增加了“西路边茶”的贸易销路。

  “茶店子”在卧龙关,当时朝廷规定“茶店子”以下,是人力背运茶包子,以上才由骡马驮运。人力背运边茶成本很高 ,到咸丰年间,才允许骡马到灌县兴仁场去驮运,兴仁场就是现在水磨古镇这个地方。在光绪二年的时候,干脆就把这个茶店子迁到了水磨这个地方,把茶店子改设为茶商局,促进了边茶的贸易。

  作为“西路边茶”主产区之一的水磨镇,成为了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这个曾经宁静清幽的“老人村”,蜕变成活跃的边镇,一时间汇集了各地的商贩、马帮,繁荣热闹延续至民国初期。

  从清朝地方诗人王昌南作的《老人村竹枝百咏》诗中,可见当时水磨集市的繁荣景象:“忽官忽号忽商家,配引证厘解县衙。满道夷歌骡马至,来时驮药去驮茶”。

  民国时期开设的边茶商号就有公益亨、绍先堂、顺兴号跟洪泰号四家专门售卖水磨茶,做茶生意的太多了,他们还成立过茶商会进行管理。

  水磨的“边贸重镇”效应,也改变了汶川南部的农业格局。由于边茶带来的丰厚利润,茶农的积极性高涨,茶园面积逐年扩大,茶叶成为汶川南部最重要的经济作物。

  《汶川县志》记载:谷雨,头茶始摘,四月立夏,忙摘茶,八月白露,马茶加工。由此可见,这个茶叶的种植加工在农业中的重要比重。

  在汶川南部,茶叶丰收成为民盼民愿的头等大事。从清朝初年开始,每年清明前水磨镇都要举行祭茶神活动,凡种茶户均参加。在清光绪 17 年, 清政府在水磨镇建造了茶神庙,供奉茶神陆羽像,由时任四川省盐课司大使的周毓榆撰写《创茶神龛记》。

  同时,清政府还采取了诸多措施为汶川茶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在水磨镇的八一中学内,至今可见一块清朝时期的茶园保护章程碑。从这个茶园碑上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当时杜绝盗采、盗伐和这个偷盗茶叶的现象以及马帮马群踩踏道路、庄稼、祖坟的现象都有明确的规定,保证了汶川南部茶叶生产的正常发展。

  “西路边茶”

  映秀黑茶的崛起

  追溯汶川茶的辉煌,始终抛不开时代和地缘造就的风云际遇。在历史的洪流里,任何事物都会经历盛衰更迭。如果将“西路边茶”的岁月视作汶川茶的极盛时刻,那么,由盛转衰是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转折。

  “很多地方温饱都解决不了更别说喝茶了。”经过民国初期的全盛期之后,由于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地震洪灾种种因素,汶川的“西路边茶”贸易渐渐淡出历史视野。战乱年代,削弱了茶叶商业价值,整个汶川的边茶产量和汶川的茶叶外销都逐渐停滞了。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茶叶继续实行“保证边销”的方针,再度大力扶持边茶的生产,四川边茶得以恢复发展。并从湖南等地引进大量优良茶树品种,扩大映秀、水磨镇等产区规模。同时随着交通日益发达,汶川边茶的销路更为广阔。1962 年,阿坝州外贸局在汶川漩口镇开办茶厂,对茶叶实行统购统销,产品远销青海、甘肃及西藏等地。

  明清时候的川茶作为藏区及西北少数民族的特供茶,百分之八九十的川茶都外销到这些地区。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交通的完善,地域性的优势被打破了,云南茶等外地茶也销往这些地区,“西路边茶” 的发展空间就进一步的受到了挤压。

  汶川黑茶工艺复杂,制作周期较长,历史上主要用于外销,如今随着外销停滞也逐步减产直至停产。进入本世纪,汶川茶大多用于内销或者自饮,因此,当地茶农都选择了工艺较为简单的茶类进行加工。从此,市面再难见盛极一时的汶川“西路边茶”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黑茶制作技艺传承也面临断层的尴尬境地。

  2015 年,在中华文化促进会举办的“万里千年文明交融——2015 重走丝绸之路”大型国际文化交流体验活动,一款叫做“大土司”的黑茶,作为唯一代表中国黑茶的品牌惊艳亮相。令人意外的是,它就是消失已久的汶川“西路边茶”。

  让汶川“西路边茶”重现江湖的是映秀镇人民茶业的创办者——蒋维明(茶祥子)。

  2017 年,映秀茶叶作为唯一的中国茶,登上了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沿海上丝绸之路“盛世公主”号邮轮,沿途巡展 10 多个国家, 让不少外国人真切感受到中国茶、川茶、汶川茶的魅力。作为阿坝州西路边茶(藏茶)州级非遗传承人的蒋维明花了六七年时间,用32道工艺,将传统的黑茶风味进行创新改造,开发出满足不同口味需求的新产品,远销至 20 多个国家。

  “新时代的匠人应该是把非遗文化的传承在内心更加坚固。”在蒋维明看来,匠人精神是对一个事情极致的渴望,好好地把一份茶做好,做好饮茶人的调研员,做好饮茶人的服务员。

  与“西路边茶”的蓬勃重生遥相呼应的,是在水磨掀起的手工土茶复兴热潮。如今走进水磨古镇,随处可见村民沿街炒茶卖茶,引得游客不禁上前体验。

  不管是映秀的“西路边茶”跨出国门赢得广阔前景,还是水磨土茶回归起点寻求精神之境,都是汶川茶在沉寂漫长岁月后再次随时代洪流滚滚向前的印记。 回溯三千余年跌宕绵延的历史,因与人的相遇,汶川茶走出幽幽深山,几经浮沉,几度起落,却从未止步过。未来,也将继续再历史的演进中,划出更为璀璨醒目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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