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战争》第一章：1840年的茶叶战争。第二节：“以茶制夷”的观念演变。；一、乾隆对俄罗斯的贸易制裁。 “以茶制夷”的思想，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的一贯观念，在明代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清代不过承袭了这一治国思潮，一切有迹可循。晚清重提这一论调，惨遭后世嘲笑之处在于：这个时候的“夷”，是涉洋过海而
《茶叶战争》第一章：1840年的茶叶战争。第二节：“以茶制夷”的观念演变。；一、乾隆对俄罗斯的贸易制裁。
“以茶制夷”的思想，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的一贯观念，在明代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清代不过承袭了这一治国思潮，一切有迹可循。晚清重提这一论调，惨遭后世嘲笑之处在于：这个时候的“夷”，是涉洋过海而来的其他人种，而非历史上与中原王朝一直联系紧密的少数民族。然而，于大清国政界和知识界而言，像英国这样的外夷，与其他少数民族没有什么区别，产生这种想法，大约跟他们与中国相邻的另一个“外夷”俄罗斯长期打交道不无关系。
茶叶、大黄……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赵翼
在“以茶制夷”的观念上，乾隆时期的历史学家赵翼有一段很著名的言论：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自前明已设茶马御史，以茶易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为抚驭之资，喀尔喀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
赵翼画像
太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今又许其贸易焉。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前一段，赵翼总结的是明清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北民族采取的茶叶政策，后一段则将茶叶政策推广到俄罗斯和英国等其他国家。
明代“以茶制夷”的思想可谓被从头贯彻到尾巴。明太祖朱元璋对渝蜀王朱椿时说：“国家榷茶，本资易马。边吏失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著人坐收其利，而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他的意思很清楚，国家垄断茶叶，目的是用茶换战马。现在边关松懈，私茶出境，拿我们有用之物，换些个无用的东西，让别人尽收其利，而自己吃亏，这怎么能够体现“以制戎狄”呢？为此，他推出了茶叶的金牌制度，最终形成了“茶贵马贱”的贸易格局，把利益和控制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在明嘉靖年间，政府已然将“以茶制夷”的政策玩得炉火纯青。嘉靖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材有一番高论：“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使彼有所畏，酬之使彼有所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且人，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故在当时茶法通行，而无阻滞之患。”梁材.宜茶马事宜疏［M］//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955960.
在明代，西北乃至西南游牧民族离不开华夏之茶，政界和知识界早就对此达成共识。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茶叶，就能控制住人群与疆土，而茶叶所到之处，也成为中原文化上的疆域。
嘉靖之所以不愿意给后蒙政权的俺答汗开茶马互市，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一旦蒙古人掌握了茶叶，他们就会与藏族及其他游牧民族形成联盟，那么“以茶制夷”的政策就会失控。 这点，不妨看看朱棣时代著名学者解缙的言论。他在《送习贤良赴河州序》的文章里诉说了一个因茶而形成的文化疆域，明朝在河州设置陕西都司和茶马司，“控西夷数万里，跨昆仑，通天竺，西南距川，入于南海”这不是明廷实际控制的疆域，而是对茶传播而想象出来的疆域。而朱元璋的治边策略，就是力图用茶去打通西方。
清代在满蒙藏联盟的背景下，加上康熙、雍正及乾隆的文韬武略，解缙的想象区域成了清廷实际控制的区域。而茶叶也慢慢演变成特别供给物资，而不像之前仅仅是“茶马贸易”的品种，但其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属性依旧没有改变。
解缙认为，中国货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他们认为番人货中最好的就是马一样。茶之于夷人，如同酒醴之于中国人。因为茶马贸易，许多夷人也开始学习中国的知识，对中国也有了向慕之心，那么茶的作用就很显然。茶有着“夷夏之交，义利之辨，寅宾尚忠信而笃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的作用。
解缙的构想基于两个重要提前：一是茶必须只有明廷(中原)才能提供；二是夷番必须嗜茶如命。这样一来，茶便作为媒介，带来了观念的变化。
西边(夷番)——茶——中心(华夏)
西边(野蛮)——茶——中心(礼仪)
西边(藩篱)——茶——中心(堂奥)
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有了更深入的往来。通过贸易、文化等渗透，最终在心理上获得西边的认同，中心也随着茶而发生空间上的迁移，最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与茶叶贸易圈。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表明，中国之所以拒绝与那些外夷贸易，是因为其自身就有一个朝贡贸易圈，他们不需要通过英国人就能达成很好的贸易循环，而并非费正清等人所言“西方的冲击造成中国和亚洲的近代化”。这个贸易圈里，有朝鲜、越南、泰国等传统附属国，也有俄罗斯和日本这样与中国只有朝贡关系但独立的国家。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了，是因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发生了危机，最终促成中国近代化的转型。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荫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朝贡贸易圈就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谓的“亚洲经济圈”，只是传统研究更多侧重其礼仪和政治层面。
1794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节马嘎尔尼来到中国，向皇帝提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请求。乾隆帝也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瓷器，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所资，并沾余润。”
赵翼说茶天生是我朝控驭外夷之具，正是传统“以茶制夷”观念的产物，强调的是控制，是皇权的威慑力，而非只是贸易赚点银子。而大黄控外夷之根据，则源自关闭恰克图互市的实践。
1728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自此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的市场。后来因为俄罗斯窝藏中方罪犯加上俄罗斯人在边境抢劫，乾隆曾三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市场，分别为1762—1768年、1778—1780年、1785—1792年，加起来有15年之久。这15年里，大清对俄罗斯进行了贸易制裁，外禁皮毛输入，内禁茶叶输出，使俄罗斯至少损失了500万卢布。
19世纪的恰克图1750年，乾隆就点出了俄罗斯的死穴：“俄罗斯地虽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须仰给内地。且其每年贸易，获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国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
清代研究俄罗斯的著名地理学家何秋涛也谈到，他写《朔方备乘》是为了达到“知夷制夷”的目的，为大清抵御沙俄侵略提供全面的依据和参考。谈到中国贸易的时候，他高度总结为八个字：“彼以皮来，我以茶往。”回顾中俄两国的贸易史，会发现确实如此。
根据郭蕴深在《中俄茶叶贸易史》中的记载，1672年，东西伯利亚向中国输出了13000张貂皮，但带回去的茶很少。1692年，俄罗斯一支私人商队从中国带回去300箱茶叶，这比以往增加了不少。18世纪初期，毛皮是俄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占其对外贸易总值的80%以上。1728年，俄罗斯一支商队带出了210万张毛皮，在北京销售了100多万张松鼠皮，20万张银鼠皮，15万张狐皮，10万张貂皮。
1755—1762年年间，俄国进口了6000普特普特，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是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的茶叶，主要是白毫、珠兰和绿茶，进口了5000~7000普特的砖茶。1762—1785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出的茶叶近3万普特，占清朝全部出口商品总值的15%，茶叶成为继棉布之后的第二大出口产品。1789年出口茶叶为46997普特，1799年出口茶叶为52343普特，1800年出口茶叶达到69580普特。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3738.茶叶贸易让西伯利亚这个贫寒之地变得富裕起来，茶叶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了恰克图俄国商人财富的重要象征。苏联学者西林说：“每个商人都只用茶叶来炫耀，他们把来客没有见过的各种类的茶叶一种接一种地拿出来给他喝。”
茶叶贸易让恰克图成为著名的北方小镇，生意兴隆。“恰克图”来自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1774年，俄国商人有488人，行会人员有908人。1800年，俄国从恰克图贸易中征收了715364卢布的关税，占俄国全国关税的20%，一个恰克图的收入抵得上俄国三个省的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