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我在编辑《辣在贵州》一书时，贵州省辣椒专班常务副班长唐隆强的文章中曾有一段很感人的描述：“每到辣椒收获的季节，母亲带着我背辣椒到附近湄潭永兴茶场赶集。那时只要看到永兴茶场工人，我就羡慕得不得了。母亲告诉我，永兴茶场直属省农业厅，场长和县长一样大。年少的我特别羡慕，当时迫切希望长大后也
8月中旬，我在编辑《辣在贵州》一书时，贵州省辣椒专班常务副班长唐隆强的文章中曾有一段很感人的描述：“每到辣椒收获的季节，母亲带着我背辣椒到附近湄潭永兴茶场赶集。那时只要看到永兴茶场工人，我就羡慕得不得了。母亲告诉我，永兴茶场直属省农业厅，场长和县长一样大。年少的我特别羡慕，当时迫切希望长大后也能有类似这样的工作。”
若干年后再回头看，当年这个产业曾经让一些人尽享繁华又没落得剩下忧愁。这忧愁的荒芜却逐渐成为另一些人创业，播种梦想的开始。
大地依然丰盈，生生不息。
调研依旧，青春不在。雷睿勇(中)。
2006年4月5日，刚分到贵州省农业厅的雷睿勇开启了省内调研之行。日后他被称为“贵州茶活字典”，从相关政策到各县茶园面积，问他准没错。
凡是规模达到500亩的茶园他们都去调研。雷睿勇去了黔南和安顺。之后又跟大部队去铜仁、六盘水、毕节、黔东南调研。
最让他们感动是在瓮安做茶的浙江人王震。这位大学毕业分在浙江一个县做农业农技推广员的小伙子将荒芜的近1000亩茶园改造成几百亩机械化标准茶园。王震把父母也接来同住。父母一看雷睿勇他们，眼泪哗哗掉，说这里条件太艰苦了。厂子里除了机器和茶什么都没有，午饭只能用开水煮鸡蛋吃。可是王震对贵州茶发展非常有信心。现在他和台湾人合作做贵州茶出口，目前已培植茶园1652亩，并与农户合作茶园7000余亩。儿子王锐轩研究生毕业后在瓮安跟随父亲王震踏实地做了“茶二代”，完全成了一个地道的本地人，满口瓮安话。
那时的贵州对外省茶人来说，是个创业的好地方。
在计划经济订单版图上，贵州茶主要生产红碎茶。后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订单没了，红茶改绿茶需要适应，很多乡镇集体茶厂不知道市场在哪里，纷纷陷入窘境。
黔东南东坡茶场6000多亩，曾是贵州第三大茶场。雷睿勇他们去时满眼凄凉。此时监狱体制改制，茶园自生自灭，茶杆子长得比两根筷头还粗。有眼光有市场渠道的外省茶人却在此找到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有外省人在铜仁一口气承包了5万亩茶园。那时价格最高也就100元一亩，施肥后机械化修剪制茶，立即运送出去销售。
在安顺，湖北人承包农业厅下属的茶场。
在当时的贵州省，随便走在哪个产茶地都能看到外省茶人忙碌的身影。他们带来了种植加工管理技术以及营销理念。当成千上万的贵州人外出谋生寻梦，这些外省人却常常深入到最荒僻的乡村，抓“贵州机会”谋得了发展。
在晴隆和普安这些开园比较早的产茶地，部分浙江人加工了毛茶从机场发回杭州精制成西湖龙井赚取高额利润——现在这些厂房已经卖给了本地人，本地人继续上演西湖龙井贵州造的故事。
江苏人蒋庆松从《茶经》从各种地理杂志从气候条件分析出贵州产好茶，1993年跑到贵州来寻茶收茶。同时，他也在四川、湖北、湖南和安徽这些主要茶区采购茶叶。即便到现在——将近三十年全国茶叶采购经历后，他仍然坚持贵州是品质最好的茶产区，尤其是贵州的绿茶。
蒋庆松这种“从茶树到茶杯”都能搞定的外来人在贵州找到了让自己“光闪闪的片场”。
他的公司参与了贵州省茶产业全手工转半机械的培训。培训完以后，蒋庆松的公司发机器给贵州省各个监狱系统，农垦系统和公交系统。这些系统都有几千上万亩茶园，全部是他们公司参与合作制茶，然后统一采购。
2014年，蒋庆松开始在黔南州惠水县正式种茶，和当地签了种植5000亩面积。从品种这个角度开始研究开始种植茶以后，他又有了新收获：发现贵州不但产绿茶，有些区域产的红茶绝对比福建和云南的红茶还好。
村民清早戴着矿灯在蒋庆松基地采茶。
六盘水水城春的茶园管理很规范，利用了贵州大山的立体气候分布品种。山下已经开园，山上还没开园。品种分配和劳动力均衡配置给调研同志很大启发。
调研组非常注重成本效益。一亩能带来多少收入，农民那里常常一笔糊涂账。在都匀调研，细致到问一个农户一亩茶，从3月到4月卖40斤独芽鲜叶，均价80元一斤，卖了3000多元。
去湄潭的贵州省茶科所调研，所里一个研究员和博士都没有。后来茶科所搬到了贵阳，科研经费从几十万到2009年得了600多万，茶科所专家变得很抢手。
贵州发展茶产业甚至带起了全中国的苗价。一时间，卖苗的卖机器的商人大量涌进入贵州。
